非理性

伍迪艾伦的新片，《无理之人》讲述了一个没有灵感也没有热情的哲学教授从一桩看似正义的谋杀中重新获得生命激情的故事。每年秋天伍迪艾伦的电影如故人拜访，没有惊喜却有足够温情。虽然还是更喜欢伍迪和黛安基顿在一起时拍的安妮霍尔，曼哈顿，尤其是爱与死。子弹横飞百老汇和开罗紫玫瑰也值得一看。这部新片讽刺了各位哲学大牛，从康德、海德格尔到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是被奚落的重点。而困难之处在于他既讽刺了只说不做的书斋型学者，又不留情地讽刺了想要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存在的盲目激情。

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如何为了善而作恶，一旦作恶是不是就要用无数的恶来掩盖恶，谁来定义善，谁来判定正义，为善的动机到底是利他的还是利己的？如果康德、边沁、马基雅维利等人一起看这部电影，看完会不会打起来？脑补一下最可能的场景也许是伍迪艾伦被他们一起群殴。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女文青被男文青迷倒、犯罪几率这些传统的伍迪艾伦元素一个没少。熟悉伍迪艾伦的人可以看出罪与错、赛末点的影子，是老爷子用电影再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次神交。电影结尾的转折点也扣人心弦，尤其比较于他近年偏于温和的电影来说，这一部有着上世纪伍迪艾伦的凌厉风格。然而不得不说这一部基本没什么回味，即使是有哲学但也只是非常浅显的运用，问题的探究也不深入，不过反正伍迪也没有那个心思所以也不必追究。

“非理性的人”引导我们思考“存在主义”

虽然《无理之人》（Irrational Man 2015）这部电影展现了一个非理性之人的非理性行为，但说本片目的是为了“批判”的观点是很难让人认同的。“非理性的人”是存在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主题，批判“非理性”无异于批判“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市场，本片所提到的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萨特，他们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巅峰人物，说本片编导伍迪•艾伦想通过本片来向他们致敬应当比较确切。非理性行为，尤其对他人造成伤害的非理性行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但整体来看，本片的目的并不在此，而是通过非理性人的非理性行为来帮助我们理解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引导我们思考“存在”的意义。

本片的主人公埃布显然是个存在主义者。他不仅践行着他的存在主义哲学，而且时刻寻找着“存在”的意义。“践行”让他公然批评其他哲学多为“言语的自慰”，但“寻找”让他的情绪一开始就“处在某种崩溃的边缘”，因为他总是找不着。这里说的“存在的意义”当然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存在感”或“存在的价值”（因为他在哲学界颇负盛名，且学生也都喜欢他），而是存在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意义”。那么，他究竟是如何践行他的存在哲学，又如何在践行活动中找寻着存在的意义的呢？

他非常清楚，存在主义仍然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且也未脱离人本主义哲学范畴。所以，“在实践中关心人”成为他行为的目标和意义所在。他也的确非常重视“实践”，比如，相较于具体的实践工作而言，他斥责自己过去写书、写论文是一种“光说不练的装腔作势”；在奥尔良受飓风袭击时，他就到达现场，努力想做些什么；他也参加政治示威、游行，甚至出国到苏丹、孟加拉国以求在实践中拯救世界。然而这些实践活动虽都以“关心人”为目的，但都没有让他从中找到存在的意义，因为“官僚主义”和强大的“对手”使他无法在这些实践活动让“人”得到切实的“关心”，也就是说世界并未因为他的行为有丝毫改变。这就是他为什么一开始总对生活缺乏热忱，总说自己找不到“活着的理由”的原因了。此外，他也非常清楚，存在主义对人的关心与其他人道主义对人的关怀是有差别的：“存在主义者试图探寻的不仅是事物的意义，还有事物对自我的意义”。换句话说，比如同样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存在主义不仅关心这种行为对受援者的意义，也在意它对援助者本身的意义。那么，这种“自我的意义”对于存在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存在主义是一种自由的哲学。在埃布看来，存在主义者无论实践什么样的行为，行为必须具有自由的意义，也就是遵循自由意志，自由选择，这应当就是“行为对自我的意义”吧。所谓“自由选择”，借克尔凯郭尔之口，他说：“在每一天做决定时，我们有绝对的选择自由，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他也认为，这种绝对的选择自由会让人产生恐惧的感觉，原因在于：一方面自由选项太多，不知如何选择，因而产生“自由的眩晕”，另一方面，你得敢于就某项选择做出决定，并坚持到底。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不能自由选择，都会让行为人产生“焦虑”，而焦虑的解除自然会让行为人产生兴奋的感觉。所谓“自由意志”，在他看来，所有行为必须出自行为人的真实意愿，绝对不应是别人影响的结果。他借萨特之口说：“他人即地狱！”

所以，当他发现他听到一位妇女因法官的腐败而不能跟孩子在一起时，他决定干掉这个法官，而且，他随后的确将这个决定成功付诸实施。为此，他感觉到自己寻找到了“存在”的意义。因为（1）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完成了一件值得做的事，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好歹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丁点美好”，因而这件事从决定到谋划到最后的实施成功整个过程都让他兴奋不已；（2）这个行动是自由意志基础上的自我选择的结果。完全按照自由意志行事，他觉得自己是个“真实”的人；不受他人影响的自我选择，让他感觉到人生充满了意义，从此他一改颓废的精神面貌。

存在主义也应是道德的哲学。虽然埃布的行为的确符合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要求，但他的行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是值得思考的问题。（1）埃布认为自己的独自行动让一个妇女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干掉一个腐败法官，除去了社会毒瘤，完全是一种正义行为，然而，这充其量是他的一种非常私性的正义，“私的正义”能让“公的正义”获得量上的增加吗？（2）他认为他消灭了腐败法官，是让社会减少了一项“平庸之恶”，但他自己的行为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以一种恶来消除另一种恶能否使这个社会“恶”的总量有所减少？（3）按照康德的观念，“道德世界绝无谎言容身之处”，那么，埃布在找到他自己的“存在”的意义后，需要不断用谎言来保证他的“恶”不露馅，他所践行的存在主义还能称得上道德吗？当他把求生本能视作最大的道德时，他的存在主义是不是显得非常自私？

存在主义本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自由哲学，被一个一心只想寻找“存在”意义的埃布教授实践得如此自私可恶，这是对存在主义的反讽还是对实践者的嘲弄？我想这也是本片有意要留我们的一点思考空间吧！（文/石板栽花 2016年1月2日星期六）

PS.感谢本片中文字幕翻译人员：米粒@TLF/豆瓣 weibo@conanemily；喷子@豆瓣 weibo@豆瓣喷子

《愛情失控點》Irrational Man (2015)

看伍迪艾倫（Woody Allen）這部新作的困難在於，裏面關於哲學的引用我實在不熟悉，就好像當初看《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 - 2011）裏面一票文學名人典故都沒法讓我有會心的共鳴。面對這麼一位喜歡掉書袋的導演，不讀書的觀眾只能面目可憎。

故事關於一位中年哲學系教授和學生之間的不倫戀情，兩人各自另有對像正是伍迪艾倫常處理的愛情與人生的辯證；女學生不滿於和男友安穩的關係，反而被充滿虛無與自毀傾向的教授所吸引，教授以女學生只是愛上了師生戀的幻像拒絕對方進一步的追求，但又接受同校已婚化學老師的勾引，只是愛情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多生命的激情，因為他正陷入找不到生命意義的中年憂鬱，活了大半輩子只換來破滅的婚姻和對整個世界深深的無力感，甚至片中教授一度在衝動之下拿起左輪手槍玩起俄羅斯輪盤的自殺遊戲。

電影在中段急轉直下，教授發現他有能力殺害一位與他毫無關係卻作惡多端的法官，經過這件謀殺行動這世界將會變得更好，那怕只有一點點，而這將成為他存在最重大的意義。我一度不理解連死亡都不怕的教授何以就此認為找到了生命的意義，而且是常理難以自圓其說的謀殺？這角色以哲學做為思考的準則或許提供了合理的動機（知識指向了真實還是迷障？），更有趣的是這必需是一件「完美」的謀殺，不著痕跡不引人懷疑，教授身為沒有合理動機的兇手正讓他站在最好的位置，在他小心的謀劃之下，這場謀殺將看來像是難解的自然機率，就像俄羅斯輪盤一般。

劇本在此把愛情與謀殺作了跨類型的混合與翻轉，教授跨過了「危險」的界線之後他找到了久違的生命熱情，也接受了女學生的追求，但女學生偏離了原本平淡的人生軌道之後，卻一步步地發現了謀殺的真相，這樣的危險真是她想要的嗎？相反地教授以自我的道德思考說服自已殺人，卻在無辜的人將被冤罪，自己的罪行可能被揭發之下，反過來屈服於生命的慾望而放棄了原本想要使世界更好的念頭。對愛情的幻想、對生命的自憐在伍迪艾倫的手中都成了虛無的嘲諷。
 
教授一廂情願地透過完美謀劃的犯罪所建構而成的偶然，也在另一連串偶然之下逐漸露出馬腳，所謂完美的結構與機運的捉弄又拉出了一層不同的命題對立，這自然令我想到《愛情決勝點》（Match Point - 2005）中那顆擊中網子彈起的球，在舊作中警探天外飛來的靈感發現了犯罪的結構，卻隨即認為是偶然而輕巧放過，新作中則是因為種種偶然讓女學生發現了其中串接的線索，進而揭開了必然的真相。人透過思考與邏輯一步步地設計命運的走向，但真實的命運卻是受隨意的機運所擺弄，這是伍迪艾倫對意義與虛無的辯證。

整部片以伍迪艾倫式嘮嘮叨叨的節奏進行，大量的對白對於角色身為哲學系的教授和學生來說或許正是理所當然，兩位主角倒敘的旁白看來是導演寫劇本敘事的方便手法，卻在預期結局的悲劇之下，一度讓我困惑於角色最後的命運（因為我以為旁白是屬於活下來的人才有）。電影前後的情節丕變，風格卻依然維持一致，尤其不斷重覆輕鬆恢諧的爵士配樂，把原本被愛情捉弄的戲謔，變成導演對角色困惑與掙扎的冷笑，之前伍迪艾倫多部描寫犯罪與道德辯證的悲劇作品（包括我尚未看過的《愛與罪》（Crimes and Misdemeanors - 1989），看劇情似乎是同一主題的變奏），同樣的命題在本片和他擅長的愛情諷刺劇拼貼之下，對熟悉導演的影迷來說有了另一層樂趣。愛情與謀殺，在道德與意義上的追尋或許對伍迪艾倫來說本就是徒勞無功的。

不過這畢竟是個發生在電影中的故事，作者自然可以安排種種的機緣來化解那看來像是意外的命運，在充滿喜劇基調的悲劇中，觀眾終究還是能安心地走出戲院，繼續面對生命中將來的未知。

（2015/12/13發表於個人網誌）

伍迪艾伦可能自身对哲学有一种幼稚的期望，觉得它是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介入现实世界，或者希望它能够解决一些自身困境的问题。事与愿违的是，可能这种活动反而给人类带来过巨大的灾难。
     
    主角在说，他想写一本关于海德格尔与法西斯问题的书，然而却毫无头绪，可能这本身就是导演对哲学的一种失望。在男主角真正地犯下法西斯罪行的时候，他又突然找到了一种行动和生活的动力，思如泉涌。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正如同杰昆杀人一样。有某种对称，不同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完全不是纳粹的（这种否定更加深了这个事件的复杂性），而杰昆在片中表现出来的幼稚哲学观念却存在着某种极端。

    巴迪欧在恐怖袭击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如下：当今的问题不仅仅是穆斯林的，而是整个资本主义和企业统治的，然而这就意味着从新思考一种共产主义（因为这些穆斯林在利润机器中是没有位置的，他们是无用之人）。这听上去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思想家的天职不就是和不可能做无限的斗争吗？从哲学这个概念的诞生上，也就是Φιλοσοφία，σοφία指的是智慧，Φιλο的意思是朋友。哲学家从来就只是智慧的朋友，哲学家要干的无非就是“理解”，理解他的朋友，而利用他的朋友做些什么这不是哲学家的本质工作。回过头来，作为一个哲学家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对不可能或者难题的信仰。
 
     然而，杰昆在遭受失败之后，把这项事业贬低为一种消遣和慰藉。比如，他说康德构造的道德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差的太大。显然这只是他由于自身的困境而对哲学的失望而已，他同样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把自己从事的反思工作当做一种可以操作的客体来运用——如果无效，那它就是一通鬼话。这本身就是反哲学的。
    
     男主角非常信仰偶然和随机性，帮助他走出这个怪圈的也是一种随机性——偶然听到一个离婚家庭的对话。这加深了他对自己理论的信念，他认为就是这种偶然，或者说是一种理性的狡计，加深了事件非同一般的意义。于是，这里有一种非常矛盾的观念：男主角没有做到一个哲学家应该有的,对不可能的信仰，或者说他的信仰被现实打败了。但是，他却依然有着对偶然的信仰，这种偶然和前者那种哲学家对于的不可能的信仰，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奇迹的信仰——他拿着左轮玩俄罗斯转盘，不管死没死，都是一种奇迹，这就和尼采的骰子一样。然而，他遗忘了前者，而觉得后者是非同一般的：这件事是一个机会，帮助我重新找到一个生活的意义。

    这样的错误无数哲学家在认识论上犯过。男主角其实是把自己的事业孤立在生活之外（前面已经说过了），而生活在这种孤立产生的畸形观念之下：两种偶然的断裂。这和笛卡尔到黑格尔之间的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性质上其实是差不多的——完完全全先设置了一样东西，从而证明有一个“世界”是作为现成的，而独立于它，外在于它。这个错误在本片的体现不完全就是：我信仰偶然，但我不相信不可能。所谓偶然和不可能都是殊途同归的。

   他既然都说出海德格尔的名字了，那是不是该注意一下《sein und zeit》第一篇，第六章的第四十三节a里，海德格尔写了同样意思的的两句话：“Der 'skandal der philosophie' besteht nicht darin，daß dieser beweis bislang noch aussteht,sondern darin, daß solche beweise immer wieder erwartet und versucht werden.”（哲学的丑闻不在于完成这些没完成的证明，而在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尝试它们）

  以及：“Dergleichen Erwartungen,Absichten und Forderungen erwachsen einer ontologish unzurreichenden Anstezung dessen,davon unabbhängig und 'außerhalb' eine 'Welt' als vorhandene bewiesen weden soll ”。（类似的期待，目的和要求却产生了一种本体论上，毫无理由地设置的一个东西：应该证明有一个现成的“世界”是“外在”和独立于它的。）

  正是因为生活，使得主角把哲学和日常生活做了一个对立，觉得它是一种外在于生活的某样其他事物（那种对思想断章截句的抽象误解），并且毫无用处，只能以一种特别畸形的存在主义方式去思考实践生活。

   哲学本身就是一种问题——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杰昆在观念上的矛盾又深刻的影响到了他在实践上的矛盾：在观念上，他感受到了的无力，于是只能用一种极端的办法来解决。
  
   这和当时希特勒上台，德国半数知识分子加入纳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施密特在为法西斯政权辩护的理由就是：这种例外状态是可以和法保持一种最基本的关系。从而调解魏玛共和国作为民主政体的失败。杰昆这样子走上歪路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内心里就是有一种虚无主义作祟，并且以自己畸形的理论去尝试着调和这种极端。这就和施密特把例外状态纳入到法的范畴中一样。（后者的尝试显然深刻的多）
  
   他觉得对于难题来说观念已经无能为力，只剩下这种极端行动，这和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一样的，屠杀又变成了一种现代人的畸形逻辑。

   “存在先于本质”，如果存在是一个动词的话，行动就成了首要的东西。回忆巴黎的五月风暴，布朗肖这样描述了群众的运动：“它不是一个简单地夺取权力并用某个别的权力取而代之的问题，不是占领巴士底狱或冬宫，或占领爱丽舍宫或国民议会，或所有不重要的目标。它甚至不是一个推翻旧世界的问题：关键是让一种可能性显示自己，一种通过让每一个人欢欣鼓舞的言论自由，在博爱当中恢复一切平等权利的——超越一切功利主义得失计较的——共在的可能性。”
  
   五月风暴又表现出了一种让人焦虑的自由，这正和主角的焦虑一样，无法为自己的生活找出养料养活自己对智慧的信仰，从而导向一种探索“可能性”的幼稚尝试，这在实践上的后果，值得深思。然而在这里，导演用坠落消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不管任何一个流派的知识分子，真正重要的是自己追随的理念，能够在任何困境中给予自己勇气，而不是像本片可笑的主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