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一、关于三刷的缘由。

最近在拍草根主播的纪录片，想弥补一下阅片量，后来看了很多类型化纪录片，专题式纪录片，发现不是自己想要的，纠结在想要不要再回看一些老片，就又翻到了豆瓣，想再品一下，学习一下转场的方法，学习一下音乐的剪辑使用，以及所谓的纪录片故事线的把握。

二、关于选择看《乡村里的中国》。

老家山东潍坊，看到老家方言纪录片格外有感，前段时间在IDF2020看了《潘家湾》，在现场QA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提样本与效仿，将《乡村里的中国》与《潘家湾》对比，由于小编之前在湖北黄冈读书，对两部电影的人情与地貌都很熟悉，所以选择再看乡村，又感叹一笔。其次是接近2021年春节，在寒假的空窗期想选择一题材与角度，拍一下山东家乡，拍一下春节，暂时没想到切入点与选题人物。

三、关于故事线。

三组拍摄对象，通过村主任串联起来，一年多的拍摄周期373天，通过节气串联起时间线，其中三组拍摄人物中经历了婚丧嫁娶，家庭矛盾，村民矛盾各种，相对客观的乡村真实表达，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官民关系等，有很强烈的矛盾冲突与化解过程，因此看点很强。

四、关于影像风格。

镜头冷静真实客观，体现在更多的以固定镜头来拍摄，这一点能够做到确实很难，只有在经过实操才能明白，片中有韵味的镜头不占少数，固定恶、设计感强，具有独特艺术感的真实镜头，这个度被摄影师把握的很好。很赞赏也很值得学习。

五、关于真实。

这是纪录片人绕不过去的坎，无法评价是否有扮演的成分，只能自我地认同这是一种客观真实，至于村民在摄影机面前是否存在表演，度不好把握，有时候简简单单从情怀看一部纪录片是一种享受，没有必要去过度阐释分析，以事件为牵引深入的走进村民家庭，能够冷静的拍摄到生活琐事的素材，当属不易。

很出色的影像表达，很接地气，若是我来选题可能很难选择离家很近的题材，目前没有能力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与绝对客观的表达。

焦波《乡村里的中国》

帆布鞋、海魂衫、LOMO相机、豆瓣网、小众知性歌手、复古范儿……

这些都是辨识文艺青年的标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特的文艺青年，他身上可没有这些典型的标签，而且一身布衣，一身泥巴。如果准确地描述，应该叫乡村大龄文艺青年。

他就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的杜深忠。

1.

《乡村里的中国》由拍出《俺爹俺娘》的焦波导演，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

影片以这样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折射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被誉为“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整个片子让人印象最深的，正是我想介绍的那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头儿，杜深忠。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会写书法、热爱写作、喜欢音乐的而又地地道道农民，他苦其一生，潦倒一生，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

以光为纸

2.

老杜喜欢在地上写字，毛笔蘸着清水，透过阳光，从门框里射进来的那个光影。

他说，“投映的这个光影，在我眼中，就是非常好的宣纸。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部不在我脑子里，都消失了。”

老杜的妻子张兆珍，性格直爽，嘴比刀子还厉害，出口便是歇后语和排比、對偶句。

不过，张兆珍貌似不是老杜这位大龄文艺青年的迷妹，对老杜的“文艺范”不仅一点也不买账，甚至经常挖苦他，跟他不少拌嘴吵架。

“与老婆的日子是一部战争片。”

在张兆珍的眼里，老杜这是不务正业，“家的苹果树永远长不过别人。”

奈若何

3.

但老杜依然故我。

年轻时代的杜深忠，曾发奋自学，追求心中的文学梦。35岁他才结婚。在走出农村、实现梦想和必须面对生存、扛起家庭责任之间，他撕扯了半辈子。

他说，“4年，在鲁迅文学的学习班，不知天高地厚，花了好多功夫，想搞文学创作。”

说是文艺青年，自然少不了音乐。老杜说，从7岁第一次听《春江花月夜》就觉得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朝思暮想希望拥有一把琵琶。

2012年夏天，杜深忠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花了690元终于把念叨多年的一把琵琶买回家，开心地说“终于抱得美人归”，还说这把琵琶“一看就有灵气”，而实际上他一点音乐都不懂，但还是乐在其中。

他跟老伴儿撒谎说只买了490元，可后来还是被聪明的老伴儿识破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你这个琵琶到底多少钱？”

“人需要吃饭，这个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补养”

“这才叫品味，这才叫素质。”

“你可别胡闹了。”

“算了，也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鸡同鸭讲

4.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也可爱得很。

就在我们不免为这对老冤家可叹可笑时，影片后半段，张兆珍突然对她儿子说：

“其实我在心里是很敬佩他的，你爸爸，如果我不和他吵的话，我在家就更没什么地位了。”

镜头沉默，远山绵绵。

心里话

5.

影片的最后，是这个小村庄自个儿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极其简陋的条件，村民们的最为拙朴的表演，却最打动人心。

老杜抱着他的琵琶上场了，而且是给他的老伴儿伴奏，唱的是赞美沂蒙山区的民歌。

舞台上，张兆珍有些害羞而又喜气洋洋地唱了起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身后的老杜，略显吃力而又全神贯注地弹奏他心爱的琵琶，最后歌都唱完了，人也都全下场了，他还坐在原地，低着头认真拨弄着琴弦，全然沉静其中。

直到后来有人上去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人生四季，大梦一场。

我跟张兆珍一样，也很敬佩老杜。

我还想，或许广袤的中国大地里，每个村庄都有这么一个大龄文艺青年罢。

人生如梦

2012年元月2日，我去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家辞行。张局长说：“我支持你去拍个片子吧。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我想既然选择了去干上一个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干，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儿。

既然决定干，那就得先组建团队。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我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唯一的女孩子陈青20岁。

这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我们只能靠两个字：坚持。我跟队员们说，冯小刚三个月拍一个电影，我们六个人373天（那年闰六月）拍一个电影行不行？我说他一个人的脑袋，我们六个人的脑袋可以不可以？

373天拍这一部电影，把它分解开的话四天拍好一分钟就行，一年下来就能够凑够一个半小时，不难吧？

团队组好后，还要选择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杓峪地村子,这里的人眼睛都很干净。

开拍之前，我们在杓峪村里碰上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还有一个叫杜海龙。

我们先去了杜海龙家。

他爸爸杜深忠正就着从门框外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写毛笔字。他说：“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我一听，便被震住了。

他又说：“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听到这里，我简直傻眼了：这不是农民，这是个艺术家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农民的口中能说出这么浪漫的一番话啊！

杜深忠是一个立体的，用一句话无法概括的人。

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喜欢书法和写作。40年来他一直想在文学上、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遭遇的全是退稿。他说焦老师，虽然我现在60了，但我20岁时的梦想仍然没有放弃。

此外他也喜欢音乐。起初他想学二胡，结果二胡还没拉好，又说要买琵琶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故事终于来了！弹琵琶这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我每年收多少果子，我有点吃的就行了。

他不甘于那样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杜深忠一起下地。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不要录像，也不要录音，我给你说一说心里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无奈，没办法。”

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怎么不让我录呢？”

他说：“这是主旋律吗？”我说：“怎么不是主旋律？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主旋律。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你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话。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不是不喜欢土地，而是太喜欢土地了，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一种很深的痛感。

除此之外，杜深忠还常常表现出独特的智慧：人家把村里几百年的大树运到城里面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总结为“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教育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认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真的太震撼了！这不是我们能导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一年，我也在这个村里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和孩子们过了一年农家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这块土地上打了一年滚儿。

片子出来后，我们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在我家乡淄博和济南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收获了不少好评，后来也陆续拿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不同于普通的乡村题材影片中浓烈的乡愁，我想表达的乡愁是淡淡的温和的。所以尽管乡村的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求拍摄、剪辑的时候，不能太沉重。

原来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农村和农民了，但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当我真正走进农村，跟他们一块吃住，一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乡村和农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地认识乡村，理解乡村。

文/焦波

2017年11月24日

1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2

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3

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