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迷情

人们保持缄默，只是怕触及自己的利益。

这应了中国人常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人性总是趋利避害。只是这个“利害”关系得怎么计算。对于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历史，“利害”关系的轻重、比例及权衡都会不一样。顾及长远，必然失去眼前利益，而只顾眼前，必然失去长远的勃勃生机。这是利害关系的转换。在一个社会，若大多数人只顾自己眼前利益的情况下，那就必将失去他们子孙后代的美好。尽管他们有办法加以规避这种未来可能的危害，但利害关系本身，总是有着因果相循的铁定法则，逃得过一时，但逃不过一世。

如同片中，法兰克福最高检察官鲍尔对属下公诉人拉德曼说“这是一座迷宫，请不要迷失了”。德国电影《缄默的迷宫》（2014）的片名由此而来。必须闪回到1958年，西德正经历“经济奇迹的年代”。没人再沉浸于十几年前的战争阴影中，人们只想早早忘掉以迎接更美好的生活。从人性来讲，大多数人更愿意忘掉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而非时时念叨它。但总有少数人执着于里，他们要揭示真相，以求得正解，如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张纯如。

在《缄默的迷宫》中，28岁的年轻帅哥拉德曼，本是一个专职交通事故案的公诉人。这天，在审理漂亮女人玛莲娜的交通案后，意外看到年轻记者格尼尔卡的嚷嚷声，他散发传单，要举报歌德文理中学老师阿罗伊斯·舒尔茨，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任党卫军队长，参与了谋杀犹太人。他旁边的中学老师西蒙，作为指证人却感到异常的恐慌。反观现场，没人理会这位勇敢的记者，都在嘲笑他，并告诉他，十几年前这个国家的人哪个没参加过。

唯有一旁沉默不语的拉德曼捡起了一张传单。他开始着手对舒尔茨的调查工作。连他自己都没想到，阻碍重重。就连指证舒尔茨的受害者西蒙也打起了退堂鼓，觉得在这样一个不重视真相的社会，根本就是无用功，且会遭到报复打击。拉德曼请求最高检察官允许他的调查。幸甚鲍尔是一个开明又坚定的人，他支持拉德曼的工作，但不得声张，并要记者格尼尔卡不得登于报纸。这样的要求，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四周都是密不透风的墙，谁要公开跟这堵墙叫板，唯有一死。

他们三人都心知肚明。鲍尔告诉拉德曼，只有找出证据链，才能触及到真正的真相，也才能对舒尔茨这样的人绳之以法。调查过程中，竟然大多数人不知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件事，更遑论知道那儿有几十万人遭到大屠杀。事件的具体受害者，证人，证言这三者缺一不可。蹊跷的是，凡涉及到1939年至1945年的大屠杀档案悉数消失。有人借故说，这些文件都被美国人烧掉了。

调查之余，格尼尔卡带拉德曼出席家庭舞会，向众人介绍拉德曼“在这个法学家牢不可破的胸中，人性的柔和火苗还未完全熄灭，恳请大家让他在我们这个无政府的小圈子里自在一些，靠近这束小火苗，让它今后成为一团熊熊烈火”。在这他意外遇到了玛莲娜。他们可谓一见倾心，但表面上，都显矜持。他们一起跳舞，一起谈心。当然，也会有一块大石块突袭而来。这是猝不及防的报复，警告他们到此收手，别再调查下去。

但拉德曼并未止步，并得到了鲍尔的允许，不要再接受交通事故案子，专职调查此案。迷雾如山。人们只有遮掩、逃避和狡辩，他们只想拉德曼到此为止，不要铤而走险。众人深知，在那股以国家法西斯名义参与的大洪流中，每一个人都难以幸免，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谁也难逃脱罪责。需要反醒的恰恰是整个社会，而唯有揭开真相，震撼到他们的心灵，或许他们还会认识其真正的意义。

西蒙侥幸走出集中营画的第一幅画就是《死亡天使》，显然他被集中营的恐怖搞怕了，或者说那种对死亡的恐惧已融入到了他的血液。他死活不相信拉德曼能揭开这杀人魔窟的真相。他说妻子和一对双胞胎女儿，被有“屠夫”之称的医生门格尔当作实验品，死在那里，而我什么也不能做。拉德曼理解他的痛苦根源，依然愈挫愈勇。

他找到第一位证人毕钦斯基。他说我的妻子和儿子都在那座“杀人工厂”被杀了。从来对集中营一无所知的女职员施密特听到后失声痛哭。但高级检察官一直反对，他对拉德曼说“你将揭起旧伤疤，而这个国家才刚痊愈，你还不知道，鲍尔就是犹太人，他也在集中营关押过，而我曾是一名海军士兵，难道你连我也要清算，年轻人，纽伦堡大审判已终结了这件事。”“纽伦堡大审判只审判了其中最小的一部分”。

高级检察官同样质问最高检察官鲍尔“总理都说了，我们要在这一页上划上休止符，你所要搞的这样一次审判是毒药。”鲍尔回应道“恰恰相反，如今的缄默才是毒药，毒害了我们年幼孱弱的民主制度，决定这个机关何时划上休止符的是我”。

高级检察官的威逼，并没有让拉德曼止步。拉德曼马不停蹄地前往美国驻军档案馆，驻军官员对他说“这儿有一千万纳粹的资料，要是你以为能把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抓到法庭上，你就是一个信圣诞老人的小孩，这边是60万份党卫军材料，奥斯维辛就有八千名党卫军，不过，你自己得一张张地把它们捞出来”。堆积如山的材料，浩如烟海。鲍尔给拉德曼找来助手哈勒。

鲍尔同样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他拿出各类警告信，念给拉德曼听“你若迷途不返，等待你的也将是毒气室”、“死，还是活，犹太佬”。他对拉德曼说“所以，我们必须让德国人民看到，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罪行，不止是希特勒和希莱姆犯下的，更是普通人的罪行，这些普通的人，他们做出那样的事，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是对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些人送上法庭，用一场大审判，我们就是要走这条路，相信我，这就是你的任务”。

取证、抓捕又谈何容易。当抓捕集中营副官上尉穆尔卡时，他竟然狂嚣“真该送你到毒气室”。陆续被抓的党卫军成员，包括已是老师的舒尔茨，他们个个态度强硬，没一个有丝毫的悔罪。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国家没有几个人真的脱得了干系。玛莲娜那位日日醉酒的父亲曾是211党卫先锋队的一员，就连拉德曼那位失踪的生父古斯塔夫也曾是法西斯党的一员。拉德曼的母亲再婚，请求儿子参加她的婚礼，这样跟他说。更让他惊骇的是，一直要揭开真相的记者格尼尔卡告诉他，17岁时，作为一名服役士兵，他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救助过波兰的犹太人，至少没参与过谋杀。之所以要揭开真相，因为我感到羞耻，只能一旁看着，我无法容忍掩盖这样的真相。

这一系列身边的人与事，惹得拉德曼说这个国家的人都是罪犯。他退缩了。他辞职了。跟已开了时装店的女友玛莲娜的关系也闹僵。他的离开，赢得高级检察官的欢喜。当他前往看望病中的西蒙时。西蒙握紧他的手，希望拉德曼前往集中营能朗诵卡迪的诗，让他两个女儿在天上能感知到。他跟格尼尔卡一起来到集中营，朗诵了卡迪的诗，了却西蒙的心愿。

“我希望，这些谎言，还有这缄默，终于能有个尽头”。拉德曼觉得不能半途而废，他向鲍尔请求复职，撕掉了自己的辞职信，这让仍坚守的哈勒和施密持欢喜万分。“重要的是牺牲者和他们的故事，因为这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唯一的回答”。最后，如同二战本身的结果一样，他们所做的一切，终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正如鲍尔目送拉德曼进入审判法庭时说的“今天将创造历史，我为你感到骄傲！”

片尾出现这样一段结束语：“奥斯维辛审判于1963年开始，211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及灭绝幸存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被人们倾听，在西德史上最大刑事诉讼中，19名党卫军成员上庭受审，17名被告受到了判处，审判进行的20个月中，被告从未表现得后悔或明辨事理。鲍尔死于1968年的心脏衰竭，门格勒1979年死于巴西，终其一生未受到追究，游泳死于意外。这场审判被视作联邦德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纳粹时期的罪行，再也不能销声匿迹。本片献给弗里茨·鲍尔最高检察长，约阿希姆·库勒勒，弗雷德里希·福格尔，盖尔德德，维泽检察官和托马斯·格厄尔卡记者。”由此，我们完全可视为一部纪录片，真实而凛冽，深具省思性及现实性。

原来这世上不为人所知的真相太多了。如同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几千万人，到现在还有人公然否定。十年浩然劫的“文革”，直到现在仍有人公开叫好。那些当年参与实施的人，当然不会有丝毫地内疚。参与这些事件的大多也都是普通人，这么多年的缄默、密封及遮掩，不会让他们有丝毫的愧疚感。

有多少真相被掩盖，就需要多少谎言来填充，这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转化。在一个假恶丑盛行的社会，不能指望它真的清正廉明民风纯朴，烈士与小丑只能走在同一条小道上。耻于小人，却要与他们为伍，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良善诚实者的泯没。

至少我们在《缄默的迷宫》一片中，切实感受到，在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历史的真相总是布满灰尘甚至遭故意掩埋。人心不古，但必有澄清的那一天，人性的光辉总会行走在大道上。这是人类历史还能延续的由来。查明真相，昭彰正义，只是为了未来少走弯路，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真诚，让人们感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纯净的，是没有被屏蔽过的。如同片中常说的一句话“生活真的很美好”，但是我们却不敢懈怠和奢望。

2015、10、20

德國人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像我們想象中那麼順理成章。德意志民族也不是一個天然理性的民族。在這個曾經受到過戰爭創傷並崩潰的國家裡，達成社會和解之前是否需要窮盡對惡行的追究，還是整個民族在一種無意識的寬恕中完成政治上的和解情感上的彌合，這個問題對於每個德國人來說太難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都無法厘清士兵們在戰爭期間履行職責和犯下罪行之間的界限。人們可以輕易地說出一句“請抬高槍口一吋”，卻無法幫助當事人找到“忠誠”的邊界。

每個納粹時代的德國人似乎都背負著納粹的原罪，至少也是道德上的負擔，因為“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即使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出生的那一代人被普遍視為無負擔的一代，也同樣要面對父輩們的歷史。電影裡的約翰自認為理解了正義的真諦，於是憑著一股子激情與衝動去觸碰這個全德國社會政治、歷史、道德和情感的雷區，卻無法釋懷父親曾經是納粹黨員的歷史，無法原諒朋友曾經是奧斯維辛守衛的歷史，無法面對曾經的納粹高官們如今依然逍遙法外的現實，更加茫然於整個社會對不久前才結束的納粹暴政的無知與麻木。

電影不僅僅是約翰個人的心理發展史和成長史，也是對於德國社會中歷史麻木者群體和道德潔癖者群體的批判。這兩種極端的人群撕裂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解。

電影的結論是歷史沒有對與錯，正義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而是讓所有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裂縫不能完全修復，但總比扔進歷史的故紙堆裡要強。我們無法苛求每一個罪犯都會反思和懺悔自己的罪行，這應該是上帝的工作。人們能夠做的就是堅持初心，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

真相並不是羞恥的，也不會撕裂一個社會。謊言與緘默才是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模式本身更可怕的東西，因為它們不需要歌頌，也不需要解放，甚至不需要劊子手。在謊言和緘默模式下，所有人都是幫兇和劊子手，所有人都是被奴役者。這才是恥辱，作為一個人的恥辱。

在历史的潮流下，大部分德国人被要求加入纳粹党或者为纳粹服务，无论你是大律师，还是未成年的少年。但是就在这个环境中，有的人受环境影响，肆意地极致地发挥自己人性中最丑恶的嘴脸，而有的人，则选择用自己善良的爱去对抗势力，偷偷的帮助那些被关押的人，当然，前提还是要学会明哲保身的。

战争结束后，人们从乱世回归平静。曾经的那些凶恶的人，转变成了可以亲切的逗小孩子玩，给陌生人提供香烟火的普通的友善的人。我不禁唏嘘，人性，到底是怎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敢于面对自己过去的人，敢于曾任自己过错的人，我认为就是应该被赞叹的人，被崇敬的人，因为他们没有逃避面对自己心灵深处良心的审判，他们想要去忏悔、弥补，甚至想要洗净自己。

对此，德国人做到了。在战争时代，难逃其责的德国人不多，因他们不能避免不卷入历史的潮流中。那些一直自责的人，是可以被谅解的，虽然大部分曾经犯下罪的人在审判中都是矢口否认自己的所有行为，1965年的德国社会的正义感，却是坚决要对他们实施制裁的。

反观日本，他们一直都遮遮掩掩，篡改历史，真正觉得他们虚伪和无赖。

“奥斯威辛”在我们的时代几乎成为二战中纳粹恶行的代名词。一提到它，所有人都会记起历史课本中关于大屠杀的章节，人类历史上最“非人”的章节之一。因为它妇孺皆知的恶名，很难想象奥斯威辛曾在战后的十几年中被人们遗忘。一九四五到四六年间的纽伦堡审判只触及盟军眼中最主要的战犯，波兰当局于奥斯威辛当地进行的审判也只处理了不过几十人，而当年集中营中的党卫军官兵共有七千余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审判不是盟军控制下的政治表演，就是外国权威（如波兰）的清算，没有在德国人的心里掀起任何涟漪，没有揭露、没有反思。在奥斯威辛作恶无数的党卫军成员，战后都悄悄隐匿在人群中，干着普通人的职业，过着平静的生活。直到六十年代初由黑森州总检察长、前犹太逃亡人士弗里茨•鲍尔主导的法兰克福审判，二战战犯才第一次受到德国法律制裁，集中营的历史才开始拷问德国人的灵魂，奥斯威辛才进入史册，成为德国乃至全人类记忆中永远隐痛的一块伤疤。 影片《沉默迷宫》讲述的便是这段“揭伤疤”的历史。一九五八年的法兰克福，奥斯威辛幸存者西门•科尔什（约翰内斯•科尔什饰）无意间发现当年折磨他的集中营看守不但逍遥法外，还在一所学校教书。在记者托马斯•格尼尔卡的帮助下，他向州司法部揭发求助，但没有人愿意接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案子。出于好奇，新入职的年轻检察官约翰•拉德曼（亚历山大•斐林饰）接过科尔什的线索着手调查。没曾想，调查过程面对层层阻力，从司法部同僚的不解到警方的不配合。昔日的刽子手如今过着太平日子，他们的资料静静地堆积在美军档案中心，人们看到的只是战后经济腾飞、歌舞生平——对历史的冷漠筑成诡黠的迷宫，把探求真相的人困在其中。 意大利裔德国导演里奇亚莱利没有把《沉默迷宫》拍成弗里茨•鲍尔的传记片，关于以色列摩萨德的内容也只是一个背景。影片并不完全忠实于历史，虚构出了略带浪漫色彩的人物约翰•拉德曼，而把这个金发帅哥放在叙事中心，并不仅仅是戏剧化的需要，也是一种历史观的角度微调。主流叙事一般比较关注鲍尔与摩萨德合作擒获“纳粹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的史实，而片中主角苦苦追捕的则是另一大战犯“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他在奥斯威辛主导的医学“研究”以犹太囚犯的身体为试验品，堪称大屠杀史中最恐怖的一页。拉德曼并没有成功，他只好将注意力放在其他次级战犯身上。片尾的字幕告诉我们，历史上的门格勒始终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而是在南美度过余生，死于意外。正义并非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始终被伸张，罪恶有时真能逍遥法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沉默迷宫》的历史观实际上更加残酷、现实、冷静，艺术手法或许浪漫而戏剧化，传递出来的信息却令人不寒而栗。 里奇亚莱利揭示出，法兰克福审判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惊醒。调查中顺藤摸瓜牵连出来的每一个党卫军中级军官都是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而将其公之于众，便是用洪亮、清晰、不容质疑的声音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让整个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宫。 作为去年多伦多电影节的竞赛片，《沉默迷宫》于今年五月才在德国之外的欧洲各国陆续上映，无疑是踩着纳粹德国投降七十周年的纪念日。这不是一部直接反思战争和屠杀的影片，而是对于反思的反思。它让我们看到，关于暴力和罪行的记忆一直在不断被修改和重塑，而对这些记忆的话语争夺，也是一个险恶的战场，敌人的武器是谎言、拖延、隐藏。每一个努力找出真相、留住记忆的人，都是这场战斗中的英雄，而这些英雄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狡猾的战犯，而是我们的沉默和遗忘。 或许是巧合，男主角亚历山大•斐林八年前的一部旧作也许是《沉默迷宫》的最佳注脚：《过客》中的斐林饰演一位当代德国青年，在奥斯威辛进行公共服务的时候遇到一位集中营幸存者。今天的奥斯威辛，正如该片片面原文所说，战事过后、游人如织，历史似乎决绝地翻过了一页、不再回头。所幸的是，这些包括电影在内的文艺作品，也将那段历史一锥一斧地刻在了德意志的记忆中，在每一次反思时拷问每一个灵魂。所以，历史不再沉默，我们不再遗忘。 （刊于《北京青年报·文艺评论》2015年8月14日，有删改。）

作者个人微信公号Postcoitum

就电影美学而言，可能只有三到四星，给五颗星是因为这部电影的立场和反思。在纳粹人性化的电影趋势中，这部电影表示着不赞同。

电影的背景是1958年战后经济快速复苏的西德，每个人都在尝试遗忘曾经的战争，尤其是加害者。年轻一代的人们并不理解纳粹到底指的是什么，奥斯维辛曾经犯下过什么样的恶行。故事从青年检察官的寻找开始，在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中结束。

二战结束，冷战开始。苏联和东德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反倒让西德对那段历史只字不提。没有法律的审判，整个社会对那段暴行视而不见。曾经的军官可能成为小学老师，成为面包师傅，成为西德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没办法审判他们，因为他们奉命行事，没办法起诉他们，因为无法证明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们只是罪恶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句“这是指令”把自己的罪恶摘得干干净净。与此同时，还能看到那些高等的军官，那些家产丰厚的大资本家，他们在战后完全没被审判，甚至还可以说活得不错。而那些幸存者却被巨大的愧疚感压得几近死亡，不敢回首曾经的人生。

因为敌人是苏联，就可以漠视曾经法西斯的罪恶吗？因为曾经的法律无法审判法西斯暴行，所以只能变成媒体的狂欢吗？构造一个又一个变态杀人狂的故事，将制度和机构的暴行，变成一个个变态的人的恶行。平庸之恶，无法审判。

为什么要求战争的受害者原谅战争的创伤，为什么说一切都可以过去，都可以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