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桥

在东方悠久自信的话语体系下，你美一直是比较被瞩目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世界警察高大上形象却总惹得一身骚，束手束脚玛利亚光环笼罩，活该一堆烂摊子不只有本国白左小将窝里反扯嗓子痛斥，还有其他大国的粉红少女耻笑。遂出现一旷世奇景，辩证马的政治课本熏出功底好三观正的世世代代，指着太平洋对面的政治正确不住感叹，药丸啊。 如果说关乎种族、宗教、性别、环保等等议题的Political Correctness已毫无疑问成为欧美的负累和隐忧，那么电影《间谍之桥》里斯皮尔伯格依然在叨叨的那点子美国骄傲——宪政精神，就是无论政治坐标系左侧的那群人如何蹦跶作妖，仍然可以维持国本的根基，就是无论今日多软弱踟蹰愚蠢，他日风水轮流转终有能人重唤美利坚精神的安全阀。 于是汤姆汉克斯在面对CIA猥琐探员朗诵的那段鸡汤箴言听起来老套却依然带感：你我来自不同的国家，正是我们称之为宪法的东西，使得我们成为“美国人”。于是汤姆汉克斯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前为了捍卫苏联间谍的人权继续将美式鸡汤炖至沸腾：who we are – is that not the greatest weapon we have in this Cold War? 在彼时国家主义的政治正确与法治国程序正义的底线之间，那年的美帝，最终仍将天平倾向了后者。 全片冷战对峙的背景，与今日蔓延全球的难民和宗教互殴背景也可放在同一框架下审视。所谓国家利益的冲突归根结底是极权与自由的水火不容，当下广泛吆喝的文明冲突论亦只是放弃价值判断的虚伪腔调，要回答黑白问题，首先要面对的依然是“是”或“否”的良心站队，中间选项永远是无知无能者的避风港。价值序列即是正义，价值序列即是真理。 于是无论电影里汤姆汉克斯饰演的律师从个人角度对马克里朗斯饰演的间谍多么惺惺相惜，他也无法在火车经过柏林墙看到被乱枪扫射的翻墙者时一边张大嘴巴被DDR的牛逼shock到一边在心里继续为敌国战士的“忠诚”背书。 于是选择有善恶，它取决于智识天花板的高度，也已决定了路途。无论是1957年刺探情报的苏联间谍，还是1960年执行任务的美国飞行员，亦或是在柏林墙建成前叛逃西德的东德精英，他们最终都有了与自己德性相匹配的归宿。 《间谍之桥》，一个律师大写的人生。他称呼他为Standing Man，他站在东柏林大雪纷飞的夜，拯救了三个人的性命。斯皮尔伯格以回归古典主义的手法娓娓道来，缺少惊喜，甚至是有些平庸，却还是一副工整的精美油画，不掉链子。摄影配乐优秀，台词煽情和段子齐飞，首尾呼应。汤叔被马爷的惊人演技压得有点暗淡，却依然爱你。英雄主义从来都是治愈系，让五十年后的德意志冬天，电影院的温暖座椅上困顿的人，仍然被历史的“庆幸”感染。这碗美式鸡汤，无论谁来炖，还能再炖五百年。 在盛产Standing Man的国度，人们说，哎，我们有罪。 在Standing Man大多被关起来的国度，人们说，瞧，他们有罪。 可怕的不是政治正确，鸡汤宪法的底线让圣母边界得以被控制。 可怕的是没有谈政治正确的资格，因为没有正确。

微信公号：movie_jimigao

第88届奥斯卡获奖名单上《间谍之桥》仅获得一席之位，最佳男配角：马克·里朗斯。而在颁奖典礼之后的合影中，李奥纳多风头正劲，被最佳女主角布里·拉尔森和最佳女配角艾丽西亚·维坎德紧紧环抱簇拥，攻占了全球娱乐头条，老爷子马克·里朗斯则是笑容可掬地站定在三人旁边，像是被忽略的角落，却又怡然自得地享受着手握小金人的一刻。

作为斯皮尔伯格的又一部历史题材影片，这一次并没有像《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林肯》等片一样万众瞩目并反响热烈，甚至在各类2015年度盘点中都几乎难以得见《间谍之桥》的身影。就像一位资深影迷所说，影片太四平八稳，缺乏惊喜，斯皮尔伯格越来越像个高手匠人，而非艺术家。这一次导演并没有打造惊心动魄、彻痛人心的跌宕情节，而是选择了冷战背景以传记片的形式展现了律师詹姆斯·多诺万的人权道义和美国宪法精神，汤姆·汉克斯也以他稳妥的演技完成了塑造主旋律影片正义形象的使命。诚然，影片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稳重老道的，摄影、配乐，以及衔接剧情的流畅剪辑和工整对仗。但不容忽视的是，马克·里朗斯饰演间谍阿贝尔这一角色的惊喜与锋芒不亚于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虽然戏份不多，但每一次出场和对话都特别铿锵有力。 《间谍之桥》基于真实故事改编，讲述冷战期间保险律师詹姆斯·多诺万力排众议，为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辩护，并最终促成美苏间谍在德国格林尼克大桥交换的历史事件。基调已定，剧情着重于事件的发展走向，以及还原当时的历史人物。 电影开篇，阿贝尔对着镜子作自画像，现实中的阿贝尔、镜中的他和画中的他，形成了有趣的结构，预示着人物的复杂性。而影片也从情报工作、被逮捕后和交换间谍三个阶段，着墨于塑造阿贝尔的人物性格。

作为隐蔽战线的一员，画家身份是很好的掩饰。一开始，阿贝尔的反侦察技能就显露出来，地铁站里，佯装去写生的他早已洞悉跟踪者们的行径。在拿到重要核能情报之后，撬开硬币、用放大镜查看密码，一系列动作熟稔老练，缓而有序，俨然是一名训练有素并且有着多年情报工作经验的老司机。但紧接着的镜头却是一队FBI特工突然闯入公寓，阿贝尔从浴室出来看到这一幕显然是吃了一惊的，随后一秒之内立即恢复淡定，顾左右而言他的说着落在洗手池上的假牙。可以想象在这一危急关头，阿贝尔趁打岔的机会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怎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销毁刚刚得到的情报。 正如镜中的阿贝尔，镜像映射出的是他职业所需的必要伪装和专业素养，此时他在FBI面前扮演的是一副糟老头画家的形象，衣衫不整、身材瘦弱、地中海发型、一口假牙、眼神慌乱无辜。当问到怀疑参与间谍行动要被逮捕时，他依旧保持局外人毫不知情的状态。这种情景就像一群饿狼在围捕一只野兔。但别忘了狡兔是名老司机，借口擦拭调色盘的机会，装作不经意地捻起密码纸藏在布中擦拭颜料，冷静迅速地处理掉了重要证据，而FBI们还在进行着不可能有收获的搜查。 马克·里朗斯所扮演的这位历史人物不容小觑，原名威廉·奥古斯特·费舍尔，克格勃上校，被誉为“当代谍王”，西方情报机关称他为“千面人”。阿贝尔精通英语，俄语，德语，波兰语等多国语言并深通谍术，善于伪装，才华出众。22岁就加入苏联红军并接受专业训练，从最初研究无线电情报，到后来被派往英国，法国，挪威，土耳其，德国等地执行情报任务，曾打入盖世太保，在二战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样一位战功赫赫又久经沙场的高级间谍自然对FBI的抓捕临危不惧，于是有了开头一幕。

狱中，卸下伪装的阿贝尔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固守原则且内心刚毅，这也正是他真实的自己。 第一次与多诺万在狱中谈话，多诺万试图劝说阿贝尔与美国政府合作，但还没等话说完，阿贝尔就直截了当的Say NO,眼神坚定但表情充满不屑的侧了下头又转向多诺万。多诺万讶于他一点都不惊慌时，他只云淡风轻地耸了下肩说：Would it help?(这样有用吗？) 这句话在影片中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二次是在最初审判的开庭前，多诺万知道形势不容乐观，阿贝尔的上级也不承认他是苏联公民，而阿贝尔还在调侃上级不一定总是对的。他问阿贝尔不担心吗？阿贝尔也只反问他：Would it help?最后一次是在交换间谍时，阿贝尔说也许我的人民会枪决我，多诺万再次问道你不担心吗？他也只轻描淡写地说：Would it help?

阿贝尔在狱中把更多精力停留在艺术上，他对多诺万说过他并不怕死，虽然这不是第一选择。显然，比起被判有罪的牢狱生活，他更在乎生命中是否有精神和艺术的支撑。第一次与诺多万见面，他就提出需要画画工具的请求，每次开庭前，多诺万都焦虑万分，而他却在画法官的画像，包括最后他也送给了多诺万一幅画像作为这段惺惺相惜经历的纪念。第二次见面，他讲起自己的妻子是名竖琴演奏家。第三次狱中谈话，多诺万甚至通过层层检查为他带来一个收音机，阿贝尔太想念音乐了，他正在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影片力图用一些细节穿插在主线当中，还原真实的阿贝尔上校，开篇他画中的自己也正表现了阿贝尔的另一个侧面，真实的阿贝尔上校在摄影和绘画方面造诣颇深，幼年起就随父母学习钢琴。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肩负国家使命，利用多重角色获取关乎历史走向的重要情报，但内心中始终保持着属于自己的一隅，艺术是他纯净的内心世界，也是除却战争硝烟的和平时刻。 <图片9> 实际上，阿贝尔经历了4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直到赫鲁晓夫宣布了一条消息，谈到美国U—2飞机的间谍飞机坠毁以及飞行员被审判的不光彩的下场。U—2航拍间谍飞机是由艾森豪威尔直接授权的项目，飞行员掌握着至关重要的情报。美国政府决定用阿贝尔上校与飞行员鲍尔斯进行交换，而在交换的前一刻，他们还在试图策反阿贝尔，但以失败告终。 正如阿贝尔在片尾所说，他不辱使命。间谍活动在危机四伏的世纪战争中尤为激烈，这一舞台上的演员在幕后斗智斗勇。阿贝尔就是其中的代表，隐藏真实的忠诚与信仰，冒着巨大风险在各国穿梭，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一竞技场上，一份情报就有可能改写历史。阿贝尔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句Would it help？举重若轻，表明了他内心自始至终的淡定从容，以及早已立下的不背叛祖国的决心。阿贝尔坚信他的上级和人民知道他并没有让美国尝到一丝甜头，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他是胜者的姿态。马克·里朗斯很好地还原了阿贝尔这一真实人物，艺术家慵懒漫不经心的气质，年迈的外表，与他处变不惊的冷静，态度立场的坚决形成鲜明对比。阿贝尔的感性与理智、柔软外壳与坚硬内核完美融合，极好诠释了他赞赏多诺万时所说的：Standing Man。